通水管,通馬桶-一定通

選舉特首的800人選舉委員會與回歸後的立法會中，代表地產界與建造界的人士均獲得不少議席（在回歸後的香港立法會，直選的議席僅占一半，另一半的35席是根據功能組別所選出。所謂的功能通水管組別是類似於台灣過去立法委員選舉中代表職業團體所選出的立委，但在香港功能組別的選舉中能投票的單位是公司或團體而不是個人）所以董建華在任上遇到金融風暴後香港房市價格大跌，為了維護地產通馬桶商的利益，他馬上暫停了所謂的八萬五計畫（每年預計要蓋的公營或是私營房屋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單位，希望能在2007年左右讓香港70%的家庭能擁有自己的住房）。另外董建華也在政府中通水管提出一個完全是商業思維的「資源增值計畫」：要求政府部門在不增加任何人力的情況下提供新服務或是改進現有服務、還要求到2002年為止要提升生產力來削減開支，目標是達到5%。這樣的思維配通水管政治體制內商業菁英擁有不成比例代表的結構性因素很不幸為所有後續的特首所繼承，造成香港的公共服務質量每下愈況：在讓一般人最關心的住房問題上，政府依然無法大量釋出土地來建造足夠的住房以通水管平抑房地產價格。到了地產界出身的特首梁振英時期，因為政府中負責土地規劃／建設的部門人力長期不足，連土地供應較充分的新界的土地利用狀況都缺乏足夠的資料以至於無法進行合理的建屋通馬桶規劃。在教育上政府也不願意增加公立大學的入學名額，反而鼓勵學生去修讀要價更高但品質堪憂的「副學士」學位。如此荒謬政策的結果，根據港府勞工與福利局自己做的人力資源推算報告預估通水管到了2022年就業市場上副學士會出現近一萬三千人的過剩供給但大學學位的人力需求會出現五萬人左右的供給短缺。另一個讓人吃驚的則是受限於資源不足香港公立醫院的等待時間竟然都長達一年以上通水管，有些科別竟然需要等待三年的時間！上述的情況如果和上一篇〈香港政治經濟的前世：到底英國人留下了什麼？香港政治經濟的前世〉中提到的港英政府相比，可以很明顯發現雖然在殖民地時代通水管一樣沒有民主政治，但是殖民政府依然能根據社會情勢的變化推出適當的政策：比方說在1953石硤尾大火後催生了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以及麥理浩總督在打擊貪腐和推出各種社會福利政策上的努力。